養豬企業同制造企業一樣，種豬就是被高效利用的“精密機器”，這臺機器的配置（基因）和日常維護決定了其產品（仔豬）的質量和性能，所以生產管理至關重要。對任何企業來說，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就目前國內的養豬企業來說，80%以上的企業是“人治”（人盯人管理），而非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法制”。簡單的列舉幾個例子：A.老板經常性指揮最基層的員工改變工作方式方法，讓現場管理人員無所適從；B.現今很多豬場使用自動飼喂系統，試問有多少豬場把抽檢飼料容重作為一個經常性的必要工作；C.老板們真的認真考慮過員工離職的原因嗎？答案可能讓大家吃驚：情感因素，而不是想象中的薪酬水平；D.老板們是否以擁有“全才”的員工而引以為傲，這些“全才”員工既是飼養員、技術員、獸醫，又是電工、水暖工、鉗工等等，幾乎無所不能。筆者也曾經在一些大中型的豬場見到過各式各樣的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員工給出的評價很簡單“掛在墻上，放在抽屜”，意即沒有任何的指導價值。

    因為某些因素的影響，很多企業在有意識的“人為”提高生產水平，我稱之為“辦公技術”，而非通過真正的技術和管理來提升生產效率，這種情況很普遍，其中原因大家不言自明。提到種豬的繁殖技術，人們很容易想到現今比較流行的精液冷凍、胚胎移植、母豬子宮深部輸精等先進技術，這些新技術的應用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生產水平，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不過國內的養豬生產者仍然未解決困擾多年的母豬發情障礙問題，過多的非生產天數嚴重制約了母豬遺傳潛力的發揮，從而導致單位生產成本居高不下。

    很多豬場老板（場長）反應場內的后備母豬發情率低（很多豬場在70%以下甚至更低）、經產母豬斷奶7天內的發情率低于90%。我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來自飼養管理不當，母豬自身因素只占極小的比例。很多現場管理者跟我提到某某品種（品系）的母豬發情障礙比例較高，這種說法是很片面的，一個品種（品系）的確立需要漫長的選育，經歷了市場的檢驗并有了一定的認知度，“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在這里我沒有針對任何人，多年來國內養豬人受到了某些不良信息的影響，生產中遇到問題第一反應就是豬場可能遭遇了某種疾病（首先想到藥物治療，然后是更換疫苗），其次是飼料品質問題（頻繁更換飼料，我對飼料的理解是穩定比高品質更重要，飼料營養配比遠非1+1=2這么簡單），再次是種豬質量問題（從不同的豬場購入不同的種豬—海納百川）。我想說的是養豬人給自己制造了一系列困難，然后試圖在這些困難的基礎上想盡一切辦法來養好豬。說到疾病控制，就不得不提到抗生素濫用問題，很多豬場并不是經過現場評價和數據分析來決定藥物的使用，理由竟然是令人吃驚的“某某豬場也這樣用”或者“某某專家說這樣用非常好”。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用藥多的豬群健康水平和生產性能都很差。那么疫苗呢？一些豬場為了“安全”或者“非豬群因素”，只要市場上能買到的疫苗都會在自己的豬群使用，在這里姑且不說疫苗的必要性，僅應激一項給豬群帶來的損失就不可估量。筆者認為僅動物保健一項就可以降低5%以上的生產成本。

    豬場在考慮種豬、飼料價格和人員薪酬的同時，是否考慮過飼料的浪費（未按豬只的體重及時更換飼料；不正確的飼喂方式；飼喂設備問題；未定期滅鼠等）、飼養空間的浪費（豬群產能低、生產不均衡）及種豬基因的浪費（生豬價格高位時這種情況是常態，豬場決策者認為淘汰母豬的價格遠遠高于后備母豬，但他們沒有考慮到后備母豬因為免疫問題給豬場帶來的健康風險，這些風險很多時候是致命的）。

    從哲學的角度講，事物都是不斷在發展變化的，不能用一成不變的眼光去看待問題、解決問題，經過幾十年的選擇和培育，加之風土氣候的馴化，形成了許多優良的新品種（品系），種豬在體型外貌、生產性能方面有了極大的改進。在種豬選擇這個問題上，部分從業者過度注重體型、耳型等細節而舍本逐末，用商品豬的標準要求種豬，這樣的種豬無論在自身繁殖性能，還是后代的生長性能、肉質等方面都有顯著的不足。一位業內的前輩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好養、會生、會帶、會長的種豬就是好種豬”，這是對選種標準最好的概括，也是最實用的準則。這“一好三會”不難理解，“好養”主要體現在適應性較強，應激小（種豬公司宣傳的“無應激”種豬也是相對而言的）等方面；“會生”說明種豬在發情、配種、分娩表現及產仔等方面表現優異；“會帶”說明種豬母性好、泌乳性能高、仔豬斷奶均勻度好；“會長”體現在商品豬生長速度快，屠宰率高，瘦肉率高等方面。

    養豬業是嚴謹的行業，科學的、人性化的規章制度（規范）和符合自身實際的操作規程（細節）是生產經營的基礎，與時俱進的理念令豬場立于不敗之地。“經驗”是柄雙刃劍，養豬生產第一線尤其如此，招聘信息中的“3-5年工作經驗”未必會給豬場的生產帶來正面的影響，任何的“經驗”都不是真理，所以日常培訓絕對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