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反對飲酒的，無論在家、出家，戒律上都一律禁止飲用。對于酒的定義和分類，經、論、戒典多有詳說。據(jù)《俱舍論》卷十四載，酒有三種：由米麥等谷類釀成的穴羅（梵語s11ra，蘇羅）；以果實或植物的根、莖釀成的迷麗耶（梵話maimya）；而在上邊二者都沒有完全發(fā)酵時，可令人生醉，稱為末陀（梵語madya）。此外，又有谷酒、果酒、藥草酒等三類灑的分類。又據(jù)《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以各種米麥釀制之酒又稱大酒；以植物的皮、果、花等漿汁釀成者稱為雜酒。嚴格地說，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論為谷、酒、果（木）酒、藥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釀制）、清酒，乃至酒酷、酒糟，皆在禁戒之列，飲咽則犯。
戒酒為大、小乘共同的律制，出家、在家四眾皆須恪守。原始佛教之根本經典《阿含經》即載佛陀所宣說五戒，即不飲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是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種基本行為準則，由此斷除惡因，進求佛果。依律藏諸典，如《優(yōu)婆塞五戒相經》、《十誦律》所載，佛陀本人對“不酒”戒進行詳明的闡說和嚴格的規(guī)范，是在當時印度的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
關于飲酒的過失，三藏諸部經典有或簡或細的歸納概括，根據(jù)對象的不同，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世間的在家人，多從一般現(xiàn)實生活、事業(yè)、財富的得失，利弊而言，以契合他們的層次。另一類是針對信人的四眾弟子，特別是對出家眾人的開示，不僅止于世間善惡得失，進而更上升至飲酒對出世的終極解脫的極大危害。前者論述，《阿含經》的《阿雀夷經》堪為代表。經中佛陀向富商善生說法，告誡他世間有六種惡行能損財業(yè)。第一種即是沉酒于酒，其失有六：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易生斗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悉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唯有加以避免，才會財業(yè)日增，生活和樂。第二類闡說甚多，如<<四分律>>之十過，《大管度論》之三十五過，《州時經》之三十六失等，皆列舉飲酒所產生的過失（文繁不錄，附于選例），除函括前類過失加以更細密的分析羅列外，更從滋生欲求、造作惡業(yè)、破壞信仰、妨礙修行等方面數(shù)陳其罪，以為信持佛法者的警鑒。總之，酒是昏狂之藥，一切嚴重的過失都因此而生。如《多論》以為此戒極重，能使人作四逆重罪，并能使人因酒醉而破犯一切戒，造一切惡，實是昏神亂思，放逸之本。故經律中每每將酒譬喻為毒藥，甚至有寧飲毒藥不可飲酒的教誡。
酒既為殘賢毀圣、敗亂道德的惡源，亦能令一切眾生心生顛倒，失慧致罪，所以戒律不僅禁止自己飲酒，而且禁止教人飲酒，不得操持、沾染任何酒業(yè)、酒緣如《大愛道比丘尼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嗅酒，不得賣酒，不得以酒飲人，不得謊稱有病欺飲藥酒，不得至酒家，不得和酒客共語。《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明申在家居士不得作沽酒的行業(yè)，視之為不道德的邪業(yè)，為之必相思果。從早期經典的記載來看，這些戒律在佛陀時代的印度產生過實際的影響。如《佛說戒消災經》載，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舍衛(wèi)國，當時有一個縣皆奉行五戒十善，全縣界內沒有釀酒者，一位大姓子弟甚至因犯戒飲酒，被父母逐出了家門。不過，佛教徒亦非絕對地不可飲酒。依律制，倘患病必須以酒為藥，或飲，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瘡，都不為犯戒。對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酒而病瘦不調的僧人，佛陀也非毫不通融，一味禁制，而是為其略開方便之門。《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記載佛陀特許斷酒致病的比丘，以造灑的植物的根莖、葉、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來，放置于“無力不醉淡酒”，中浸漬，“匆令器滿而封蓋之，后以清水投中攪飲”；或者“以面及樹皮，并諸香藥，搗篩末，布吊裹之，用杖橫擊，懸于新熟酒甕內，勿令沾酒，經一二宿以水攪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又《毗尼母經》卷五也有允許病酒者于甕上嗅酒昧、以酒身、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餅，乃至于酒中自潰的記載，不過這些方便，在佛陀入滅后，亦成為引生爭論的問題。佛陀入滅后一百一十年（公元前276年）前后，毗舍離城的跋閣子比丘僧團，將戒律上較瑣細的十事，當做例外而允許實行，被保守傳統(tǒng)的上座部長老系統(tǒng)視為離經叛道，遂召集僧團大會，判為“十種不清凈事”，從而直接導致了著名的第二結集和大結集，造成了整個佛教僧團的分裂，即保守的上座部和對佛法持開放理解態(tài)度的大眾部的公開對立。在這十事中的第七事，就是毗舍離的僧人“和水飲酒”以治病，認為不違戒律，清凈不犯，而上座部長老的裁決是非法的。漢傳佛教所承授的《四分律》，準許僧人在有病而其它藥治愈不了的情況下，以酒為藥，非唯“和水飲酒”，直接服飲也是可以的，較原始佛教似為寬松。但為防止濫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別強調，不是有病就可飲藥酒，而是必須用其它藥遍治不愈后，才能服用。
綜上所述，雖然隨著對象、時域的差別流遷，“不飲酒”戒的某些具體細微的規(guī)定有所不同，或寬或松，但作為行為指導規(guī)范的戒律本身卻從未動搖，反對飲酒、禁止信徒飲酒的主旨始終一以貫之。這種鮮明、堅決的立場，大概是佛教基于以無明欲求為生死苦本業(yè)緣觀，以清凈離染為解脫正道的修行觀，以及將建設一個清明、健康、和諧、美滿的理想人類全景作為自身使命的終極價值關注，所必然表現(xiàn)出來的吧。
戒酒為大、小乘共同的律制，出家、在家四眾皆須恪守。原始佛教之根本經典《阿含經》即載佛陀所宣說五戒，即不飲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是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種基本行為準則，由此斷除惡因，進求佛果。依律藏諸典，如《優(yōu)婆塞五戒相經》、《十誦律》所載，佛陀本人對“不酒”戒進行詳明的闡說和嚴格的規(guī)范，是在當時印度的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
關于飲酒的過失，三藏諸部經典有或簡或細的歸納概括，根據(jù)對象的不同，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世間的在家人，多從一般現(xiàn)實生活、事業(yè)、財富的得失，利弊而言，以契合他們的層次。另一類是針對信人的四眾弟子，特別是對出家眾人的開示，不僅止于世間善惡得失，進而更上升至飲酒對出世的終極解脫的極大危害。前者論述，《阿含經》的《阿雀夷經》堪為代表。經中佛陀向富商善生說法，告誡他世間有六種惡行能損財業(yè)。第一種即是沉酒于酒，其失有六：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易生斗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悉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唯有加以避免，才會財業(yè)日增，生活和樂。第二類闡說甚多，如<<四分律>>之十過，《大管度論》之三十五過，《州時經》之三十六失等，皆列舉飲酒所產生的過失（文繁不錄，附于選例），除函括前類過失加以更細密的分析羅列外，更從滋生欲求、造作惡業(yè)、破壞信仰、妨礙修行等方面數(shù)陳其罪，以為信持佛法者的警鑒。總之，酒是昏狂之藥，一切嚴重的過失都因此而生。如《多論》以為此戒極重，能使人作四逆重罪，并能使人因酒醉而破犯一切戒，造一切惡，實是昏神亂思，放逸之本。故經律中每每將酒譬喻為毒藥，甚至有寧飲毒藥不可飲酒的教誡。
酒既為殘賢毀圣、敗亂道德的惡源，亦能令一切眾生心生顛倒，失慧致罪，所以戒律不僅禁止自己飲酒，而且禁止教人飲酒，不得操持、沾染任何酒業(yè)、酒緣如《大愛道比丘尼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嗅酒，不得賣酒，不得以酒飲人，不得謊稱有病欺飲藥酒，不得至酒家，不得和酒客共語。《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明申在家居士不得作沽酒的行業(yè)，視之為不道德的邪業(yè)，為之必相思果。從早期經典的記載來看，這些戒律在佛陀時代的印度產生過實際的影響。如《佛說戒消災經》載，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舍衛(wèi)國，當時有一個縣皆奉行五戒十善，全縣界內沒有釀酒者，一位大姓子弟甚至因犯戒飲酒，被父母逐出了家門。不過，佛教徒亦非絕對地不可飲酒。依律制，倘患病必須以酒為藥，或飲，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瘡，都不為犯戒。對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酒而病瘦不調的僧人，佛陀也非毫不通融，一味禁制，而是為其略開方便之門。《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記載佛陀特許斷酒致病的比丘，以造灑的植物的根莖、葉、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來，放置于“無力不醉淡酒”，中浸漬，“匆令器滿而封蓋之，后以清水投中攪飲”；或者“以面及樹皮，并諸香藥，搗篩末，布吊裹之，用杖橫擊，懸于新熟酒甕內，勿令沾酒，經一二宿以水攪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又《毗尼母經》卷五也有允許病酒者于甕上嗅酒昧、以酒身、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餅，乃至于酒中自潰的記載，不過這些方便，在佛陀入滅后，亦成為引生爭論的問題。佛陀入滅后一百一十年（公元前276年）前后，毗舍離城的跋閣子比丘僧團，將戒律上較瑣細的十事，當做例外而允許實行，被保守傳統(tǒng)的上座部長老系統(tǒng)視為離經叛道，遂召集僧團大會，判為“十種不清凈事”，從而直接導致了著名的第二結集和大結集，造成了整個佛教僧團的分裂，即保守的上座部和對佛法持開放理解態(tài)度的大眾部的公開對立。在這十事中的第七事，就是毗舍離的僧人“和水飲酒”以治病，認為不違戒律，清凈不犯，而上座部長老的裁決是非法的。漢傳佛教所承授的《四分律》，準許僧人在有病而其它藥治愈不了的情況下，以酒為藥，非唯“和水飲酒”，直接服飲也是可以的，較原始佛教似為寬松。但為防止濫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別強調，不是有病就可飲藥酒，而是必須用其它藥遍治不愈后，才能服用。
綜上所述，雖然隨著對象、時域的差別流遷，“不飲酒”戒的某些具體細微的規(guī)定有所不同，或寬或松，但作為行為指導規(guī)范的戒律本身卻從未動搖，反對飲酒、禁止信徒飲酒的主旨始終一以貫之。這種鮮明、堅決的立場，大概是佛教基于以無明欲求為生死苦本業(yè)緣觀，以清凈離染為解脫正道的修行觀，以及將建設一個清明、健康、和諧、美滿的理想人類全景作為自身使命的終極價值關注，所必然表現(xiàn)出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