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海蒼茫，誰主沉浮
酒是一個“圣物”，是一個帶“血腥”的圣物。酒是勞動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結晶。
幾千年的酒史，是一部古代釀造技術史，也可以說是一部優美的民間文學史。然而，又是一部地主資產階級殘酷壓榨，帝國主義瘋狂掠奪，勞動人民飽受欺凌和奴役的剝削史、血淚史。如果說“長街恰付登瀛數，處處街頭揭翠簾”是汾酒生產歷史一度繁榮興旺的寫照，那么“甘露堂荒釀法疏，血汗枯竭酒人無”就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汾酒生產必然走向衰落的真實記錄。在那漫漫長夜的歷史中，在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桎梏下，閃耀著我國古代勞動人才的天才和智慧的古老奇花，如同我們偉大而多難的中華民族一樣，備遭摧殘，經歷了多少的苦難的滄桑，只有在解放以后，黨的陽光普照，枯木逢春，這部勞動人民的天才杰作才重新煥發她燦爛的光彩。
酒生產的歷史是悠久的，但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酒生產的方式卻是簡單的，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更決定了生產不可能有大的發展。
在封建社會里，廣大農民不僅要從事繁重的農業勞動，交地租完稅賦，農閑時節，還要從事手工業勞動，以抵償借貸，或換回自用農具和必需的生活用品。釀酒就是這種手工業勞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封建土地占有者——地主，為了自己的享用，也在秋后，利用剝削的糧食，雇工釀酒，這兩種情況雖然目的各異，但他們的生產方式都是分散的，季節性的，沒有固定的釀酒處。幾只大甕，一具燒鍋甑桶，一、二百斤糧食，就可進行生產。所謂“最是新年佳釀熟，逢逢鐵鼓賽郎神”就道出了他們季節性生產的特點，以及小生產者利用賽神祭祀進行集市交換的情景。
生產設備的簡陋，造成效率低、成本高，加之自然災害對原料的影響，使生產者難以維持。特別是封建生產關系的重要剝削，反動統治除非段的沉重稅賦，使大批手工業者必不可免地遭到破產。據記載，清朝全盛時期杏花村有釀酒作坊200余家，而到清末民國初，就只剩下十幾家了。“處處街頭揭翠簾”的短暫的表面繁榮，很快被“甘露堂荒釀法疏”的蕭條景象所替代。連以佳釀得名的杏花村都釀法荒疏了，可見這種蕭條的普遍性和長期性。
但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封建社會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酒生產隨著社會的發展，商品經濟不斷擴大，已經為資本主義的產生準備了條件，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的侵略對中國的自然經濟起了解體作用，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以資本主義雇傭關系為特征的、生產規模比較大的、技術分工較細的工場開始出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釀酒作坊。在這樣的作坊里，資本家根本不參加勞動，完全依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剝削工人的剩余勞動，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純粹的雇傭關系，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了。資本主義的競爭，如同大魚吃小魚。這就開始了相互間的排斥、傾軋、和咬打。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日寇的鐵蹄所至，使剛剛萌芽的民族資本主義備遭蹂躪，興盛一時的酒生產飽受摧殘，彌漫在華夏神州上空淡薄的酒香，逐漸消失。
“柜前一壺酒，酒工一身汗，東家發橫財，工人筋骨斷。”這首流行在杏花村地區的民謠，用血淚的語言，深刻揭露了地主資本家殘酷壓榨工人的兇殘面目和他們把財富的掠奪建立在工人尸骨之上的貪婪本性。在舊社會，造酒的人們備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世上三行苦，蒸酒、熬糖、打豆腐”。苦就苦在當時的釀酒作坊大多是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資本主義企業，既有舊式封建主對農奴的宗法式統治，又有新式資本家對利潤饕餮式追求。它們結成一副沉重的枷鎖，牢牢套在工人的身上。在那暗無天日的社會里，釀酒工人受著非人的待遇，進行著超負荷的勞動，釀成了許許多多的悲劇。馬克思就是指出，資本家用資本賺取剩余價值，僅僅是“死勞動者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吸吮勞動才有生命，天噬的活勞動愈多，它的生命就愈活躍。”“世人都道汾酒美，神仙井水拌淚水。杯杯斟滿傷人淚，何日盼得杏花回！”這就是舊社會汾酒工人對那吃人的黑暗世界的控訴。是他們從被壓迫的最底層發出的震撼人心的呼號。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壓迫愈深，反抗愈烈。馬克思主義這根階段壓迫和反壓迫的紅繩，貫穿著1000多年酒生產的漫長歷史。那種尖稅的階級對立的景象目不忍視。
然而，資產階段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從他們產生的那天起，就同時誕生了他們的掘墓人——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埋葬舊世界，把一切剝削階級連同產生他們的社會根源擁進歷史的垃圾堆。這是誰也抗拒不了的客觀規律。區區磚墻豈能阻擋歷史年輪的前進。其實，在那些長夜難明的苦難歲月里，造酒工人從來滑停止過同反動統治階級的斗爭，只是斗爭的形式因時而異，或明或暗或張或也罷了。
巍巍呂梁，美好的杏花村，不僅記載了我國勞動人民精湛的釀造技藝，也記錄了千百年來造酒工人的苦難和從自發到自覺的斗爭。當我們追溯古代“汾酒”的歷史，吟詠有關杏花的詩篇，贊頌汾酒的甘馨、醇厚的時候，我們決不可忘記這火與劍的一頁。
大自然和風拂面，人民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春天，從此結束了她充滿苦難、悲愴和屈辱的歷史。釀酒工人像沖破牢籠的蒼鷹，直搏長空。終于在它們智慧和勤勞的結晶下，作為人民的珍品，從酒器里奔瀉出來了，人民第一次欣慰地笑了。“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來別有天”郭老滿懷激情的詩句，度度概括了解放以后造酒工人所發揮的頑強革命精神和改天換地的無窮創造力。酒香真正地彌漫在華夏神州。
文化藝術一旦回到勞動人民手中，就顯出它固有的生命力。事實已經作了有力的回答：作為國家的主人，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讓駿馬奔馳，在名酒生產上攀登世界釀造科技的高峰，也能夠使自己的業余文化生活更加充實、豐富，更有意義、更美。
文人騷客鬧酒海
自酒類出現以來，人類就和酒結下了不解之緣。將士出征，文人寫詩作畫，家庭喜慶致賀，師朋之會都離不開酒。直至今天，飲酒仍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各種活動中占有重要地全，我國古代文獻及詩歌、小說、戲劇中，留下了相當豐富的關于酒的記載。有不少膾炙人口的詩詞歌賦，生動有趣的傳說故事，給人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有人說，酒是英雄的伴侶，友誼的花束，勝利的凱歌。這話不無道理。單看一部《水滸傳》，有多少英雄好漢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武松喝了15碗酒上景陽崗打虎，就是一個典型，用他的話說，叫做“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朋友聚散，飲酒看花，有“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和“兩人對酌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這樣的佳句。酒自然可與友誼花束交相媲美，至凱歌報捷，祝酒慶功，一句“黃龍痛飲”就足以證明。
還在公元3世紀的三園兩漢時期，酒就與許多大詩人，大文學家以及所謂名士、隱者結下了不解之緣。在這以前，文人當然也飲酒，但比較明顯地把酒當作解憂的“靈丹”，把無節制地豪飲當作逃避現實的手段，特別是把酒醉以后當作藝術創作的理想境界。
三國時期的政治家、軍事家兼詩人曹操有《短歌行》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舉起美酒高歌暢飲吧，人的生命是如皮短促；好像早晨的露珠，一會兒便枯竭了，下去的苦時光正多哩！雖然一時慷慨激昂，但心靈深處的憂患之思卻難以忘掉，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只好求助于“酒仙杜康”。曹操這首詩可說是文人“借酒澆愁”的代表作，也生動再現了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豪邁氣慨和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接下來便是阮藉、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等所謂“竹林七賢”。這些在文學史上頗有名氣的人物，不僅喝得多，而且也醉得厲害。酒幾乎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主要的特征。時人競相效仿，影響很大。歷史書上說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一斗酒酒有多少？各家說法不一。但看《三國志》說姜維死時，“剖膽如斗大”，以及“太白斗酒詩百篇”，“斗酒十千恣歡謔”的情形，八斗酒，怎么說出不會太少。阮藉則更有這樣故事，說他“聞步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堂堂“名士”為了喝酒，不惜隸身卒伍，一醉而昏，也可算夠典型的了。這些人為什么要嗜酒如命？有人說他們是在冥想中超脫現實世界，當時“實際的社會情勢逼得他們不得不飲酒”，“不得不沉湎”。但是，我們說他們多少有點在逃避現實，甚至抱有宿命論的觀點，也應該不算冤枉。還有那位“田園詩人”陶淵明，也是“性嗜酒”的。不僅喝酒，而且“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自己也動手釀酒。至于我國古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和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對酒的酷愛豪飲，就更是人所共知的了。李白少年出游，長期離開故土，他對自己的家鄉是十分懷戀的，“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渡荊門送別》）“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檔。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太原早秋》）特別是那首《首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表現出眷戀故鄉故土之情，你再看：“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來琥珀光。但得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他鄉。”（《客中作》“瓊杯綺食于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只要有好酒，他便忘記了故鄉所在，也不想回家了。杜甫也不亞于李白。他自己說，從十四、五歲便“性豪業嗜酒”；而且越喝越厲害，直至最后死于牛肉白酒。郭老作過一個統計：李白現存詩文1050首，說到飲酒的170首，占16%強；杜甫現存詩文1400首說到飲酒的共有300首，占21%強。郭老說：“當李白醉了的時候，是他最清醒的時候，也是他最糊涂的時候。”“因而他的好詩，多半是醉后作的。”這樣說來，酒醉以后，豈不正是這偉大詩人藝術創作的理想境界么。
在我國的詩歌中，到處可以看到酒的影子，到處可以聞到酒的醇香。有人作了這樣的假設：如果沒有酒，陶淵明不能安享田園之樂，李杜文章不會上天入地，宋詞可能會交了白卷。
在中國文學史上，許多詩人以酒釀詩，以詩喝酒，是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而且由于用于“發酵”詩歌的“酒母”不同，每個詩人釀出來的詩，亦同我國名目繁多的美酒那樣有千家風味，萬種情調，令人嘆為觀止。故晉代陶淵明的“田園詩酒”，閑適而恬淡；又不乏酒的清芬；以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酒”，是大漠里悲壯的豪情與歡歌；李白的“浪漫詩酒”，融曠達與豪邁于一爐子，映照出一個“醉魂歸八極”、“嘯傲御座側”的自由、奔放的不屈性格；與李白同為“唐詩雙璧”的杜甫，釀的大多是“民間詩酒”，與沼興花雕一般，醉香中略帶苦澀之味，大多都是因為滲透了他上憫國難、下痛民窮的一片苦心之故……
“酒能釀詩”，也是詩人們自己道出來的一種奧秘。“溫酒澆枯腸，戢戢生小詩”；“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形冊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酒腸無酒詩不流”、“一曲新詞酒一杯”；“百歲光陰舉歸酒，一生事業略存詩”……
“以詩喝酒”，是詩人們天生愛酒的緣故，以至有人評論詩酒文化時說，似乎是酒成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王安石說：李白的詩“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其實，李白的詩，《樂府》之外，言女人者極少，言酒者固多。從李白留存下來的詩文中，大部分寫到酒。他的許多直接寫飲酒的詩，直到今天還為許多酒客吟誦不已，如“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等等，都是千古傳誦的佳句。中國的詩酒文學，到了李白的手中，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以至皮日休驚嘆說：“召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五岳為辭鋒，四海作胸臆 ；惜哉千萬年，此后不可得。”
詩意與酒情并存。詩人借著一壺酒，往往超脫了現實世界，酣醉之中，詩興勃發，浮想連翩，平添了許多真情與童心，以至能與自然界的萬事萬物把酒言歡，創作出想象豐富、意象活潑的作品，無論是寫唯美的小品，還是作豪邁的長歌；無論是傾訴離愁別緒言，還是抒發興亡感慨，無數精采篇章，大多是酒后放歌而來。陸游那首有名的《紅樓吹笛飲酒大醉中作》就是如此，“世言九州外，復有大九州。此言果不虛，僅可容吾愁。許愁亦當有許酒，吾酒釀盡銀河流。酌之一斛玻璃舟，酣宴五城十二樓。天為碧羅幕，月作白玉鉤，織女織慶云，裁成五色裘。披裘對酒難為客，長揖北辰相獻酬。一飲五百年，一醉三千秋。卻駕白鳳駢斑虬，下與麻姑戲玄州。錦江吹笛余一念，再過劍南應小留。”這詩想象力之豐富，藝術手法這夸張，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堪稱歷代詩酒文學之冠。
唐代是中國文學史上詩歌的黃金時代，詩人受到社會的尊敬，飲酒周期詩成為風流儒雅之事，受到時人的羨慕，在各種社交場合，這種風氣大盛。詩人李白、賀知章、張旭、崔宗之等經常在長安酒樓中聚會，飲酒賦詩，被譽為“飲中八仙。”杜甫為他們寫下了著名的“飲中八仙歌”，詩中有“……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篷”的描寫，可以想見當時眾詩人飲酒中詩興大發，揮豪作詩，高吟低唱的熱烈情景。
在古代詩歌中，有不少還寫出了當時的名酒名稱，使我們對古代名酒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如王仲修“郢坊初進荼糜酒”，梁武帝“香浮郁金酒”，沈約“釀酒愛乾和”，庚信“方飲松葉酒”，岑參“五粒松花酒”，陸游“壺中春色松肪酒”，高九萬“先生自釀松精酒”，王建“茱萸酒法大這冊”，駱賓王“山酒酌藤花”，白居易“酥暖薤白酒”，“薄黃酒對病眠人”，李商隱“不勞勸君石榴花，”杜甫“蘆酒多還酒”，李白“小槽酒滴真珠紅”，“蘭陵美酒郁金香，”蘇軾“試開云夢羔兒酒”，丁仙芝“十千兌得余杭酒”，陸機“葡萄四時芳醇”等等。當然，詩人所到只是部分名酒，但從這些描述中足可看到我國釀酒技術的高度發達。
酒后吐真言
宋公明被發配流徙 ，來到潯陽樓上，多喝了幾杯酒，不覺沉醉狂蕩起來，竟在壁上題起詩來：“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宋江醉后題的這首“反詩”，無疑是他內心思想的真實流露，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酒后吐真言。”
酒，作為一種麻醉品，它可抑制人的某些大腦神經，喝得稍多一點，便容易使人的言談失去克制，話越說越多，越說越隨便，一些久埋在心底的話，此刻也可脫口而出。說酒話時，可能語無倫次，但多為真言。即使“多詐”的曹孟德，在與劉備兩人青梅煮酒論英雄時，喝著喝著，也終于喝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的真言來了。酒，確能使人言平素之所未言，在醉得可以的時候，慢慢敞開心扉，吐露最隱蔽的心曲，真情畢現。
俗話說：“言多必失。”酒喝多了，話說多了，難免酒后失言，沖撞他人，或被視為“犯上作亂。”在封建專制時代，因酒后講了真話，最后惹來禍水的，可謂屢見不鮮。南宋時期的陳亮，才華橫溢，蜚聲詞壇，只因一日與人飲酒，醉中驪為大言，頗犯上，被人告到刑部，竟被打得體無完膚。唐朝的劉文靜，當年曾與李世民一起打過江山，有殊勛，唐初時當了刑部尚書。由于他平時對任尚書左仆射的裴寂不滿，一次與其胞弟飲酒之中，趁著酒興，大發怨言，甚至撥出佩刀直砍房柱，說：“當斬寂”這話竟被他的一個失寵之妾告發，最后兄弟二人落得個身首異處。
正因為這樣，有人對飲酒顯得特別的謹慎，甚至下決心戒酒。春和時期的政治家、齊桓公的上卿管仲，說過一句有名的話：“湛于樂者洽于憂，厚于味者薄于行。”有一次齊桓問他為什么不飲酒，他說：“我聽說酒喝到肚子里，舌頭就會失去控制，話就會多起來，話多了就會說錯，說錯了就會招來殺身之禍。”最后管仲說：“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最可悲的說，“酒后吐真言”這一特殊的生理現象，在封建專制時代，被一些人用于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的圖謀取。因為酒能醉人，幾杯下肚，酒力使人層層卸甲，裸現真心，于是有人便專用酒為試探人心，刺探軍情，作為“攻心”的法寶之一，曾經導演出許多令人心驚膽顫的活劇。
話說回來，雖然歷史上有過因“酒后失言”，觸犯了什么忌諱而獲罪，但也大可不必提倡“棄身不如棄酒”。酒后吐真言，是醉酒的一種自然反應，這時人的思想和情感，也會脫離理性、禮教或利害得失之羈絆，自由自在地馳騁起來，使人平時不能公開表達的內心矛盾自我披露出來，顯示出一個真實的靈魂，達到“返樸歸真”的境界。西劉伶做過一篇《酒德頌》為醉酒大喝贊歌：“兀然而醉，豁爾而醒”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無思無慮，其樂陶陶。”“縱意所如”，便是說真話；“無思無慮，”就是沒有任何顧忌，當今頗有聲望的雜文家老烈也豪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做了一篇近于“游戲之作”的雜文《三杯過后》。他也說，飲了酒，精神亢奮，無法控制自己了思想感情、語言，一下子把肚子里的隱秘都抖了出來，總比不說真話，裝模作樣，口是心非要好。他抨擊“假道學”，頌揚“真名士”，提倡“吐真言。”
然而，也必須記住，酒后未必都有“真言。”有的人靈魂倘有‘妖精’，此刻釋放了來，反成禍害。所以，自然聯想到魯迅先生的一句名言：血管里流出來的便是血，水管里流出來的便是水。
有一位詩人珍視這樣的“酒后真言”：像燒紅了的火炭似的酒滴一經入喉之后，曲曲彎彎的腸子就漸漸伸直了，僵硬的面部肌肉也松弛了，整個靈魂隨之光亮起來。話可能比較多，但常常有異彩，話里有詩，有奇妙的童話，有深刻的哲理。當然，也有像車轱轆一樣不斷重復的嘮叨。但都很美，很可愛，因為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