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最早引入歐亞種葡萄在中國栽培?
我國現在栽培的葡萄是漢武帝建元年間,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張騫出使西域(公元前138— l19年)從大宛帶來的。大宛,古西域國名,在今中亞的塔什干地區,盛產葡萄、苜蓿,以汗血馬著名。《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十年不敗”。“漢使(指張賽)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在引進葡萄的同時,還招來了釀酒藝人。這是我國葡萄酒釀造業的開始至今已有2000年。據《太平調覽》,漢武帝時期,“離宮別觀傍盡種蒲萄”,可見漢武帝對此事的重視,并且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我國的栽培葡萄從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經首肅河西走廊至陜西西安,其后傳至華北、東北及其它地區。
到了東漢未年,由于戰亂和國力衰微,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酒業也極度困難,葡萄酒異常珍貴。《三國志·魏志·明帝紀》中,裴松子注引漢起歧《三輔決錄》:“(盂)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盂他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盂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盂他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并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賄官,得涼州刺史之職。漢朝的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一升合現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20升。也就是說,盂他拿26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中國的白蘭地何時出現?
我國葡萄酒釀造工藝在唐朝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蒸餾酒。據李時珍《本草綱目》,魏文帝所說的葡萄酒是釀制而成的,而唐太宗破高昌國所得的葡萄酒法,則是要發酵后,“取人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這實際上是當今西方稱之為“白蘭地“(Brandy)的葡萄蒸餾酒。《太平御覽》中說唐太宗參與釀制的葡萄酒“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顯然是指蒸餾酒的風味。與李時珍所說互相印證。所以,我國在唐初就有了葡萄蒸餾酒——白蘭地,井被接受和喜愛也就是說,我國生產、飲用蒸餾葡萄酒已有一千多年了。
唐代由于酒業繁榮,已有不少名酒,葡萄酒已被列為當時的名酒。據唐人李肇《唐國史補》:“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此外,紹興酒、杏花村的酒也都很有名。杜牧的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燴炙人口,人們一直吟唱至今。
《北山酒經》中的葡萄酒工藝
到了北宋,釀酒業繼續發展,酒名已不勝校舉。張傳臣的《酒名記》中就記錄了京城及各地的200多種酒。朱肱(翼中)的《酒經》(又名《北山酒經》)中記載了“白羊酒、地黃酒、菊花酒、蒲萄酒”等名酒。當時,葡萄酒的釀制方法也多樣化,除了釀制法和蒸餾法外,《北山酒經》中還記載了用葡萄與米混合加曲釀酒的方法。摘錄如下:
蒲萄酒法
“酸米人甑,蒸汽上,用杏仁五兩(去皮尖)、蒲萄二斤半(浴過干、去子皮),與杏仁同于砂盆內一處,用熟漿三斗,逐旋研盡為度,以生絹濾過,其三斗熟漿,潑飯軟蓋,良久出飯攤于案上,依常法候溫,入曲搜拌”。
在流傳下來的詩賦里,我們也能了解了北宋時期葡萄與葡萄酒的消費情況。
元代葡萄與葡萄酒的生產
元代葡萄種植面積之大,地域之廣,釀酒數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
元世祖時任翰林侍讀的郝經在〈〈葡萄〉〉詩中寫道:
“忽憶河隴秋,滿地無歇空。
支離半空架,串草十里洞。
拇乳漬成岸, 接梁棟。
一派瑪瑙漿, 注百千甕。
往歲見沙陀,回鶻正來貢。
詔賜琥珀心,雪盛瓶盡凍。
查牙飲流澌,氣壓黑馬重。”
河隴,指河西與隴右地區,即今寧夏、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并包括青海以東地區和新疆以東地區和新疆東部。從詩中知,當時的河西走廊一望數十里的葡萄園,到了秋天,釀成的葡萄酒達“千百翁”的規模,就在今天,也是個大葡萄酒廠的規模。沙陀為古部落名,當時居新疆巴西里坤湖之東,號沙陀突厥。回鶻,即回紇,維吾爾族的古稱。詩中告訴我們,當時回鶻等民族的使節來京時,元朝的皇帝用葡萄酒賞賜他們。因天氣寒冷,瓶中的葡萄酒都已結冰,使節們還是帶冰飲下,并覺得結了冰的葡萄酒比馬奶酒好喝。詩人對葡萄酒的評價高于馬奶酒(馬重)。
當時,除了河西與隴右地區大面積種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產地。曾任禮部尚書的馬祖常在〈〈靈州〉〉中寫道:
“乍人西河地,歸心見夢余。
葡萄憐美酒,首蓿趁田居。
少婦能騎馬,高年未識書。
清明重農谷,稍稍把犁鑰。”
靈州為今寧夏靈武縣一帶,那時當地人民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民風淳樸可愛。除了種苜蓿這種牧草外,還種葡萄釀酒。
耶律楚材則在〈〈西域河中十詠之一〉〉中寫道:
“寂寞河中府,連甍及萬家。
葡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
飽啖雞舌肉,分餐馬首瓜。
人生唯口腹,何 過流沙。”
河中為今山西永濟一帶,當時里不僅產葡萄酒,質量恐怕也不錯,因為從這首詩中知,曾官司居中書令的耶律楚材確實是位“實話實說”的美食大家。他在〈〈戲作〉〉中則寫到:
“蒼 太守領西陽,招引詩人入醉鄉。
屈 輕衫裁鴨綠,葡萄新酒泛 黃。
歌姝窈窕 遮口,舞妓輕盈放眼光。
野客乍來同見慣,春風不足斷人腸。”
詩中的“西陽”,則是今日河南光山一帶,可見當時河南也產葡萄酒。
元朝時,不僅新疆、甘肅、寧夏、青海、河南、山西等傳統產地葡萄種植面積大,就連南方也廣種葡萄。馬祖常在〈〈登雨花臺〉〉中寫道:
“積翠生層山,凝光浴巨濤。
吳城花覆井,楚航竹載高。
地近魚龍逼,天空鴆鸛高。
野橋皆 ,溪水盡葡萄。
雨石逢芝箭,風林得鳳毛。”
史書曾記載元朝下放在南京、太原等地開辟官司方葡萄園,并就地釀制葡萄酒。以致于詩人把南京雨花臺碧綠的溪水也比作葡萄酒。
曾任藝文少監,以學士告歸的陽玄,在〈〈葡萄〉〉詩中明白地告訴我們,葡萄移植到江南后長得很好:
“宛馬西來貢帝鄉,驪珠顆顆露凝光。
只今移植江南地,蔓引龍須百尺長。”
而成廷琺的〈〈高昌王所畫葡萄熊九皋藏〉〉則記述了當年江南種相干葡萄的規模:
“玉關西去火州城,五月葡萄無數生。
今日江南池館里,萬株聯絡水晶棚。”
從元詩中還知道元代葡萄酒不僅產地廣泛,葡萄酒有品種也多樣化。耶律楚材在〈〈戲作〉〉中有“葡萄新酒泛 黃”的詩句,并注解,是指色如金波的白葡萄酒。而他在〈〈贈蒲察元帥五首之一〉〉中則有“酒泛葡萄琥珀濃”的詩句,這顯然是色澤較深的葡萄酒了。
元代葡萄酒的釀造工藝
有意思的是,詩人貯存周權(字衡之,別號此山)還寫了首詳細描述葡萄酒的釀造過程,并贊美葡萄酒的詩,從而使我們對當時的釀酒有準確的了解。他在〈〈葡萄酒〉〉詩中寫道:
“翠虬天矯飛不去,頷下明珠脫寒露。
累累千斛晝夜春,列甕滿浸秋泉紅。
數宵醞月清光轉,膿腴芳髓蒸霞暖。
酒成愉演宮壺乳,春風吹凍玻璃光。
甘逾端露濃欺乳,曲生風味難通譜。
縱教典卻肅霜裘,不將一斗博涼洲。”
葡萄園里的葡萄藤被固定在架子上,彎曲而有氣勢,枝上掛滿一串串葡萄。到了農歷“寒露”這個節氣的前后,葡萄可以采摘了。采收來的葡萄,要趁新鮮晝夜不停的在舁中搗碎放入甕中發酵。幾天之后發酵完畢,成為清亮濃醇的葡萄酒。接著,將葡萄原酒放起家蒸餾鍋進行蒸餾,蒸餾出來的葡萄酒醇香四溢。經過冬季的貯藏后,還要利用北方初春的寒冷,將酒冷凍以提高酒的質量。這樣釀成的葡萄酒,甘芳酷烈,要比馬乳酒濃郁清醇,與用糧食發酵而成的酒風味也完成不一樣。面對如此美酒。哪怕是典當掉身上珍貴的肅霜衣,也不愿拿這葡萄美酒去結交權貴以換取一官半職。“肅霜”即肅爽,雁怕一種,傳說中的五方神鳥之一。〈〈說文解字,鳥部〉〉: 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 ,北方幽昌,中央鳳皇。“
周權才華橫溢,頗有抱負,多次經人推薦卻始終未被朝廷啟用。他對那些靠行賄、靠裙帶關系升官的人深惡痛絕。詩的最后兩句是借用孟他以酒買官的典故,嘲諷那些跑官的人,也表明自己不愿迎奉于人的氣節。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描述的利用北方初春寒冷來冷凍蒸餾葡萄酒的做法(“春風吹滿凍玻璃光”)與現代葡萄酒釀造工藝相吻合,據朱敏教授等于1983年報導,將白蘭地置于是5℃——20℃的密室中3——4天或在-80℃的溫度條件下處理幾小時,可使新白蘭地達到十年陳釀的風味。而事實上,我國在元朝時就已掌握了將蒸餾葡萄酒冷凍處理以改善風味,提高質量的方法。
周權的〈〈葡萄酒〉〉詩是迄今為止,我國詩歌中最貼切地描述葡萄酒釀制過程的作品,在中國的葡萄酒文化史上占有應有的地位。而且從金國元好問的〈〈葡萄酒賦〉〉以及元朝周權的〈〈葡萄酒〉〉詩中可以看出,我國的葡萄酒釀造,在宋朝走了一段與米混合加曲釀制的路程后,到了元朝,又走回到靠葡萄本身帶有的酵母菌純汁發酵以及通過蒸餾葡萄酒的路子上來。
元朝的葡萄酒業的繁榮,還表現在葡萄酒品種和產地的多樣化上,以及對葡萄酒的藥理功能和保健功能的認識上。元代蒙古族營養學家忽思慧,曾任官中的飲膳太醫,管理官庭的飲膳烹調,著有〈〈飲膳正要〉〉,對各種營養性食物和補益藥品以及飲食衛生、食物中毒等,均有較深入的研究。他在〈〈飲膳正要〉〉一書中認為:“葡萄酒有益氣調中,耐饑強志”的功將近,并認為“葡萄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忽思慧是掌官廷飲膳的,他對酒的評定分級,其權威和影響不下于今日國家有關部門舉行的“國家名酒”的評比。“哈喇火”是維吾爾族語,即今吐魯番;“西番”在宋代以后都用來泛稱甘青一帶各少數民族;“平陽”是指今山西臨汾一帶。所以,按照忽思慧的評定,在當時的各種葡萄酒中,吐魯番產的酒為第一名,甘肅一帶產的為第二名,山西臨汾、太源產的酒為第三 名。盡管太原是皇家的葡萄基在和官釀葡萄酒的產地,還只是評上每三等,可見忽思慧的評價是公正的。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蒸餾白酒真正興起并盛行的朝代,那時,蒙古族人稱蒸餾白酒為“阿剌吉酒”,并描述它“其清如水,味極濃烈”。所以忽思慧認為“哈喇火者最烈”,應該是蒸餾葡萄酒。周權〈〈葡萄酒〉〉詩所描述的也是地道的蒸餾葡萄酒。此外,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游記〉〉中還提到用葡萄汁同酒曲,如釀糯米酒法釀成的葡萄酒,馬可波羅說:“這種酒,不被當地人所看重。”可見,在無朝,葡萄酒不僅產地多樣化,而且在釀造工藝上,也是蒸餾、純汁發酵、加曲與米混合釀制這三種方法并存,但主要是前兩種方法。
元代,宋伯仁撰寫了〈〈酒小史〉〉,考證,記述了從春秋戰國到元代的歷代釀酒名家各地及域外的所產名酒,共列出99種名酒,“魏征 ,翠濤”以及“西域葡萄酒”也在其中。
元代葡萄酒的稅收政策
從元詩中,我們還能印證元朝政府對葡萄酒的稅收扶政策。在元太宗朝任中書令,先后歷事三十余年的耶律楚材,在〈〈謝飛卿再用韻紀西游事〉〉中寫道:
“河中花木蔽春山,爛賞東風從寶鞍。
留得晚瓜過措半,藏來秋果到春殘。
親嘗芭欖寧論價,自釀葡萄不納官。
常嘆不才還有幸,滯留遐得佳期餐。”
據〈〈新元史。食貨志五〉〉,元太宗“六年,頌酒曲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耶律楚材是朝中重巨,也是這些法律條禁的制定者。但朝延在嚴禁私酒的同時,卻允許民間釀葡萄酒,而且家釀葡萄酒不必納稅 (“自釀葡萄不納官”),這使得葡萄酒的普及成為可能。當時,在政府禁民間私釀糧食酒的情況下,民間自種葡萄,自釀葡萄酒十分普遍,曾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的虞集,在〈〈酬蕭侯送葡萄〉〉中所寫的正是這種情況:
“蕭侯昔送葡萄苗,山童不灌三日魚。
宛西上品復親政,手種南窗自澆水。
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薜荔墻。
深秋雨足馬乳重,舉囊石壓青霞漿。
是時蕭侯當走馬,來訪衰翁茅屋下。
酒酣舞劍 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元朝葡萄酒有較大發展地還有一重要原因,借用現代流行的話來說,就是中央政府的“政府”扶持。主要表現為稅收政策上。據〈〈新元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御史臺言:‘酒戶納課程,每石賣鈔四兩納官課鈔一兩,葡萄酒每一千斤賣鈔一百兩內納官課鈔六兩。此系 貨。難同商稅。葡萄酒合依酒戶一體納課’。戶部議:‘葡萄酒不用米曲,與釀造不同,仍依舊例三十分之。’”這是對葡萄酒給予強有力的稅收政策的扶持。至元十年時,糧食酒的稅率是25%(四兩內納官課鈔一兩),而葡萄酒的稅率6%,御史們有意見,給元世祖上奉章,要求把葡萄酒的稅率提高到與糧食酒相同。元世祖讓戶部就此事拿出意見。戶部研究后上奉章;因為葡萄酒的釀造不同糧食與酒曲,所以,就是要與糧食酒區別對待,要按舊例,葡萄酒的稅率應該為3。3%(“依舊例三十分之一”),御史臺一提意見,葡萄酒的稅率不但沒有上去,反而從至元十年的6%下降為 3。3%。可見當時,對葡萄酒的扶持也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最高統治者很清楚,葡萄酒不消耗糧食,就是要堅決有力地予以扶持。據〈〈元典章〉〉,元大都葡萄酒系官賣(系貨),曾設“大都酒使司”,向大都酒戶征收葡萄酒稅。大都坊間的釀酒戶,有起家巨萬、釀葡萄酒多達百甕者。可者當時葡萄酒釀造已達相當規模。
元代葡萄酒的消費
在元代,葡萄酒仍然是上層社會常飲的美酒,并被元朝統治者用于宴請、賞賜王公大臣,還用于賞賜外國和外族使節。
貢師泰在〈〈和胡士恭灤陽納缽即事韻五首之一〉〉中寫道:
“紫駝峰掛葡萄酒,白馬鬃懸芍藥花。
繡帽宮人傳旨出,黃門伴送內臣家。”
貢師泰曾任史部侍郎、戶部尚書等顯職,皇帝賞他葡萄酒那是常有的事。在完成交辦的任務后,皇帝不僅賞他葡萄酒、芍花花,還派人送他回家,自然是極為榮耀。
而曾任禮部尚書的泰不華,在〈〈絕句二首之二〉〉中記錄了皇帝賞他葡萄(酒)的事:
“金吾列侍傭旌旄,五色云深雉尾高。
視草詞臣方退食,內宮傳敕賜葡萄。”
而曾任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官的柳貫,則在〈〈觀失刺翰耳朵御宴回〉〉中描述了他所參加的一次御宴:
“毳幕承空柱繡楣,彩繩亙地掣文霓。
辰旗忽動祠光下,甲帳徐開殿影齊。
芍藥名花圍簇坐,葡萄法酒拆封泥。
御前賜釃千官醉,恩覺中天雨露低。”
這是元朝皇帝在五月的一次也巡時沿途停留暫住,建可容納數千人的氈殿失刺翰耳朵,宴請百官司,御宴用酒是葡萄酒。
但在元代,飲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平民百姓也飲用葡萄酒。前面已引用了不少耶律楚材等達官貴人的葡萄酒詩,現在再看一些平民百姓,山中隱士以及女詩人的葡萄與葡萄酒詩。
以騎驢賣紗為生計的何失在〈〈招暢純甫飲〉〉中有“我甕酒初熟,葡萄漲玻璃”的詩句,盡管家貧靠賣紗度日,還是有自釀的葡萄酒招待老朋友。劉詵,多次被推薦都未能入仕,一輩子為窮教師,在他的〈〈葡萄〉〉詩中有“露寒壓成酒,無夢到涼州”的詩句 ,說明他也自釀葡萄酒。終生未仕、云游四方的天臺人丁復在〈〈題百馬圖為南郭誠之作〉〉中有“葡萄逐月入中華,苜蓿如云覆平地”的詩句。終生在山中務農,自號“煮 石山農”的王冕在〈〈大醉歌〉〉中有“古恨親新愁迷草樹,不如且買葡萄醅”的詩句。隱居山中的環谷先生汪克寬在〈〈秀上人飲綠軒〉〉中寫道:“紺云滿漲葡萄翁,青雨長懸瑪瑙瓶”。曾任臺州學正不久即歸隱山中的舒 在〈〈題水墨葡萄〉〉中有“秋風吹滿西閔州,釀就清香浮玉液”的詩句。終生未仕的周權則在〈〈葡萄酒〉〉詩中詳細、貼切地描述了葡萄酒的釀制過程,并有“縱教典卻肅霜裘,不將一斗博涼州”的詩句。年僅三十而卒的女詩人鄭允端則在〈〈葡萄〉〉詩中寫道:“滿筐圓實驪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園知此味,露華不應乞金盤”。文園,即漢文帝的陵園露水而食。
明朝的葡萄酒
明朝是釀酒業大發展的新時期,酒的品種、產量都大大超過前世。明朝雖也有過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釀私賣的,政府址直接向釀酒戶、酒鋪征稅。則于釀酒的普遍,不再設專門管酒務的機構,酒稅并入商稅。據〈〈明史 食貨志〉〉,酒就按“凡商稅,三十而取一”的標準征收。這樣,極大地促進了蒸餾酒和紹興酒的發展。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則失去了優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風光。明朝人謝肇制撰寫的〈〈五雜俎〉〉對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較多的論述證辯,書中記載:“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密酒、樹汁酒、椰漿酒”。而明朝人顧起元所撰寫的〈〈客座右銘語〉〉中則對明代的數種名酒進行了品評:“計生平所嘗,若大之內滿面殿香,大官之內法酒,京師之黃米酒, 紹興之豆、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絕者。”并說:“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靖,萬歷年間社會經濟、民情風俗的變化尢為注意。顧起元所評價的數十種名酒都是經自己親自嘗過的,包皇官大內的酒都喝過了,可葡萄酒卻沒有嘗過,可見當時葡萄酒并不怎么普及。而元朝的南京卻是葡萄酒的產地之一。
盡管在明朝葡萄酒不及白酒與紹興酒流行,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畢競已有相當的基礎,在明期的一些文學作品,甚至民間文學中也都有反映。如馮夢龍收集整理的〈〈童癡一弄 掛枝兒 情談〉〉:
“圓糾糾紫葡萄閘得恁俏,紅暈暈香疤兒因甚燒?撲簌簌珠淚兒(不住在)腮邊吊。(曾將香噴噴)青絲發,(剪來)系你(的)臂,(曾將嬌滴滴)汗巾兒,(織來)束你(的)打腰。(這)密匝匝(的)相加也,(專你)淡淡的丟開了。”
“掛枝兒”是明代后期所流行的一種曲調,〈〈童癡一弄清掛枝兒〉〉是用“掛枝兒”由調演唱的小曲。這些小曲大部分歌詠男女情愛,也有一些是對社會現實的嘲笑諷,在明代后期非常流行。民間小曲都指紫葡萄編了進去可見葡萄在當時還是易獲得。
據〈〈中國文明史 第八卷〉〉,農歷八月中秋節時,明皇官在進行賞月活動,聚吃月餅、瓜果時,就有專供帝官們享用的“五瑪瑙葡萄”,而且明代宮中保存和儲藏葡萄的方法也很獨特:將這種瑪瑙葡萄在磁缸內先著少許水,然后再將葡萄磕懸掛之。這樣,一直可保留到正月。
據16世紀來華的西班牙人拉達在〈〈記大明有中國事情〉〉一書的〈〈他膠的食物和宴會〉〉所記,福建地區的主食為大米,并用大米釀酒。水果有黑白葡萄、橘子、檸檬等,可見當時葡萄作為水果還是較普及的。
明朝李時珍所撰〈〈本草綱目〉〉,總結了我國十六世紀以前中藥學方面的光輝成就,內容極為豐富,對葡萄酒的釀制以及功效也作了研究和總結,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1)葡萄酒有三種不同的釀造工藝。第一種方法是不加酒曲的純葡萄汁發酵。〈〈本草綱目〉〉認為:“酒有黍、秫、粳、糯、粟、曲、密、葡萄等色,凡作酒醴須曲,而葡萄、蜜等酒獨不用曲。”“葡萄久貯,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葡萄酒也。”第二種方法,是要加灑曲的,“取汁同曲,如常釀糯米飯法。無汁,用葡萄干末亦可”。第三種方法是葡萄酒燒酒法:“取葡萄數十斤,同大曲釀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紅色可愛”。這是類似于今天稱為“白蘭地”的葡萄酒。
(2)葡萄酒的質量與葡萄品種有密切關系:“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
(3)認識到葡萄酒的產地屬性,即由于葡萄酒產地不同,質量也有區別。“(葡萄)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
(4)葡萄酒經冷凍處理,可提高質量。“八風谷凍成之酒,終年不壞”。久藏的葡萄酒,“中有一塊,雖極寒,其余皆冰,獨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這已類似于現代葡萄酒釀造工藝中以冷凍酒液來增加酒的穩定性的方法。
(5對葡萄酒的保健與醫療作用的認識。〈〈本草綱目〉〉認為,釀制的葡萄酒,能“暖腰腎,駐顏色,耐寒”。而葡萄燒酒則可“調氣益中,耐饑強志,消炎破癖”。李時珍這些見解,已被現代醫學的理論和實踐所證實。
清末民國初的葡萄酒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國初,是我國葡萄酒發展的轉折點。首先,由于西部的穩定,葡萄種植的品種增加。據〈〈清稗類鈔〉〉:“葡萄種類不一,自康賾時哈密等地咸錄版章,因悉得其種,植渚苑御。其實之色,或白或紫,有長如馬乳者。又有一種,大中間有小者,名公領孫。又有一種小者,名瑣瑣葡萄,味極甘美。又有一種曰奇石密食者,回晤滋葡萄也,本布哈爾種,西域平后,遂移植于禁中”。
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開放,葡萄酒的品種明顯增多。除國產葡萄酒外,還有多種進口酒。據〈〈清稗類鈔〉〉:“葡萄酒為葡萄汁所制,外國輸入甚多,有數種。不去皮者色赤,為赤葡萄酒,能除腸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黃,為白葡萄酒,能助腸之運動。別有一種葡萄,產西班牙,糖分極多,其酒無色透明,謂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復”。〈〈清稗類鈔〉〉還記載了當時北京城有三種酒,一種為南酒店,一種為京酒店,還“有一種藥酒店”,則為燒酒以花蒸成,其名極繁,如玫瑰露、茵陳露、蘋果露、山渣露、葡萄露、五茄皮、蓮花白之屬。凡以花果所釀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當時的藥酒店還出售白蘭地酒。據清〈〈西域聞見錄〉〉載:“ 深秋葡萄熟,釀酒極佳,饒有風味。”“其釀法納果于翁,覆蓋數日,待果爛發后,取以燒酒,一切無需面蘗。”這可是道地的葡萄蒸餾酒。
清末民國初,葡萄酒不僅是王公。貴族的飲品,在一般社交場合以及酒館里也都飲用。這些都可以從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雜詩之六相忘〉〉:
“短日千帆急,湖河簸浪高。
綠煙飛蛺蝶,金斗泛葡萄。
失藪衰鴻叫,搏空黃鵠勞。
蓬窗漫抒筆,何處寫逋逃。”
曹寅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寧織造,巡視兩準鹽漕監察御史,都是些實實在在的令人眼紅的肥缺,生前享盡榮華富貴。這首詩告訴我們,葡萄酒在清朝仍然是上層社會常飲的樽中美酒。
而費璜的〈〈吳姬勸酒〉〉則寫出了當時社交場合飲用葡萄酒的情景:
“吳姬十五發 ,玉宛蒲桃勸客酣。
但過黃河風色冷,更無春酒似江南。”
1892年,愛國華僑實業家張弼士在煙臺芝罘創辦了張裕葡萄酒公司,并在煙臺栽培葡萄。這是我國葡萄酒業經過二千年的漫長發展后,出現的第一個近代新型葡萄酒廠,貯酒容器也從翁改用橡木桶。1912年,孫中山先生曾親臨張裕翁公司,題寫了“品重醴泉”;四字,給予很高的褒獎。康有為曾下榻張裕公司,并賦詩:
“淺飲張裕葡萄酒,移植豐臺芍藥花。
更復法華寫新句,欣于所遇即為家。”
1914年,公司正式出酒,即在當年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上獲得最高優質獎章。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張裕所產的紅葡萄酒、白蘭地、味美思,以及用歐洲著名優良葡萄品種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納”葡萄酒等榮獲金質獎章,自此,煙臺葡萄酒名聲大振。此后,太原、青島、北京、通化相繼建成葡萄酒廠。這些廠的規模雖不大,但我國葡萄酒工業已初步形成,葡萄酒的消費面擴大。從田漢先生于1922年發表的獨莫話劇〈〈咖啡店之一夜〉〉,可知當時社交場合和民間飲用葡萄酒已較普遍:
“飲客甲: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兒吧。
白秋英: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點葡萄酒。
飲客丙:我也愛喝葡萄酒。”
由于軍閥連年混戰,帝國主義的摧殘 ,官僚資本的掠奪,我國的葡萄酒業難以生存,連赫赫有名的張裕葡萄酒公司也無法維持,到1948年僅剩職工兩人,工人三名,公司完全破產了。
從1949年建國初期剩下的葡萄酒廠和年產量來看,吉林通化為39噸,白長山這23噸,北京為20噸,山東煙臺6.4噸,山東青島4.5噸,山西清徐2.9噸,六個廠總計年產葡萄酒115.8噸(折全汁酒產量84.3噸)。
我國現在栽培的葡萄是漢武帝建元年間,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張騫出使西域(公元前138— l19年)從大宛帶來的。大宛,古西域國名,在今中亞的塔什干地區,盛產葡萄、苜蓿,以汗血馬著名。《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十年不敗”。“漢使(指張賽)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在引進葡萄的同時,還招來了釀酒藝人。這是我國葡萄酒釀造業的開始至今已有2000年。據《太平調覽》,漢武帝時期,“離宮別觀傍盡種蒲萄”,可見漢武帝對此事的重視,并且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我國的栽培葡萄從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經首肅河西走廊至陜西西安,其后傳至華北、東北及其它地區。
到了東漢未年,由于戰亂和國力衰微,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酒業也極度困難,葡萄酒異常珍貴。《三國志·魏志·明帝紀》中,裴松子注引漢起歧《三輔決錄》:“(盂)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盂他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盂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盂他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并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賄官,得涼州刺史之職。漢朝的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一升合現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20升。也就是說,盂他拿26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中國的白蘭地何時出現?
我國葡萄酒釀造工藝在唐朝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蒸餾酒。據李時珍《本草綱目》,魏文帝所說的葡萄酒是釀制而成的,而唐太宗破高昌國所得的葡萄酒法,則是要發酵后,“取人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這實際上是當今西方稱之為“白蘭地“(Brandy)的葡萄蒸餾酒。《太平御覽》中說唐太宗參與釀制的葡萄酒“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顯然是指蒸餾酒的風味。與李時珍所說互相印證。所以,我國在唐初就有了葡萄蒸餾酒——白蘭地,井被接受和喜愛也就是說,我國生產、飲用蒸餾葡萄酒已有一千多年了。
唐代由于酒業繁榮,已有不少名酒,葡萄酒已被列為當時的名酒。據唐人李肇《唐國史補》:“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此外,紹興酒、杏花村的酒也都很有名。杜牧的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燴炙人口,人們一直吟唱至今。
《北山酒經》中的葡萄酒工藝
到了北宋,釀酒業繼續發展,酒名已不勝校舉。張傳臣的《酒名記》中就記錄了京城及各地的200多種酒。朱肱(翼中)的《酒經》(又名《北山酒經》)中記載了“白羊酒、地黃酒、菊花酒、蒲萄酒”等名酒。當時,葡萄酒的釀制方法也多樣化,除了釀制法和蒸餾法外,《北山酒經》中還記載了用葡萄與米混合加曲釀酒的方法。摘錄如下:
蒲萄酒法
“酸米人甑,蒸汽上,用杏仁五兩(去皮尖)、蒲萄二斤半(浴過干、去子皮),與杏仁同于砂盆內一處,用熟漿三斗,逐旋研盡為度,以生絹濾過,其三斗熟漿,潑飯軟蓋,良久出飯攤于案上,依常法候溫,入曲搜拌”。
在流傳下來的詩賦里,我們也能了解了北宋時期葡萄與葡萄酒的消費情況。
元代葡萄與葡萄酒的生產
元代葡萄種植面積之大,地域之廣,釀酒數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
元世祖時任翰林侍讀的郝經在〈〈葡萄〉〉詩中寫道:
“忽憶河隴秋,滿地無歇空。
支離半空架,串草十里洞。
拇乳漬成岸, 接梁棟。
一派瑪瑙漿, 注百千甕。
往歲見沙陀,回鶻正來貢。
詔賜琥珀心,雪盛瓶盡凍。
查牙飲流澌,氣壓黑馬重。”
河隴,指河西與隴右地區,即今寧夏、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并包括青海以東地區和新疆以東地區和新疆東部。從詩中知,當時的河西走廊一望數十里的葡萄園,到了秋天,釀成的葡萄酒達“千百翁”的規模,就在今天,也是個大葡萄酒廠的規模。沙陀為古部落名,當時居新疆巴西里坤湖之東,號沙陀突厥。回鶻,即回紇,維吾爾族的古稱。詩中告訴我們,當時回鶻等民族的使節來京時,元朝的皇帝用葡萄酒賞賜他們。因天氣寒冷,瓶中的葡萄酒都已結冰,使節們還是帶冰飲下,并覺得結了冰的葡萄酒比馬奶酒好喝。詩人對葡萄酒的評價高于馬奶酒(馬重)。
當時,除了河西與隴右地區大面積種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產地。曾任禮部尚書的馬祖常在〈〈靈州〉〉中寫道:
“乍人西河地,歸心見夢余。
葡萄憐美酒,首蓿趁田居。
少婦能騎馬,高年未識書。
清明重農谷,稍稍把犁鑰。”
靈州為今寧夏靈武縣一帶,那時當地人民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民風淳樸可愛。除了種苜蓿這種牧草外,還種葡萄釀酒。
耶律楚材則在〈〈西域河中十詠之一〉〉中寫道:
“寂寞河中府,連甍及萬家。
葡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
飽啖雞舌肉,分餐馬首瓜。
人生唯口腹,何 過流沙。”
河中為今山西永濟一帶,當時里不僅產葡萄酒,質量恐怕也不錯,因為從這首詩中知,曾官司居中書令的耶律楚材確實是位“實話實說”的美食大家。他在〈〈戲作〉〉中則寫到:
“蒼 太守領西陽,招引詩人入醉鄉。
屈 輕衫裁鴨綠,葡萄新酒泛 黃。
歌姝窈窕 遮口,舞妓輕盈放眼光。
野客乍來同見慣,春風不足斷人腸。”
詩中的“西陽”,則是今日河南光山一帶,可見當時河南也產葡萄酒。
元朝時,不僅新疆、甘肅、寧夏、青海、河南、山西等傳統產地葡萄種植面積大,就連南方也廣種葡萄。馬祖常在〈〈登雨花臺〉〉中寫道:
“積翠生層山,凝光浴巨濤。
吳城花覆井,楚航竹載高。
地近魚龍逼,天空鴆鸛高。
野橋皆 ,溪水盡葡萄。
雨石逢芝箭,風林得鳳毛。”
史書曾記載元朝下放在南京、太原等地開辟官司方葡萄園,并就地釀制葡萄酒。以致于詩人把南京雨花臺碧綠的溪水也比作葡萄酒。
曾任藝文少監,以學士告歸的陽玄,在〈〈葡萄〉〉詩中明白地告訴我們,葡萄移植到江南后長得很好:
“宛馬西來貢帝鄉,驪珠顆顆露凝光。
只今移植江南地,蔓引龍須百尺長。”
而成廷琺的〈〈高昌王所畫葡萄熊九皋藏〉〉則記述了當年江南種相干葡萄的規模:
“玉關西去火州城,五月葡萄無數生。
今日江南池館里,萬株聯絡水晶棚。”
從元詩中還知道元代葡萄酒不僅產地廣泛,葡萄酒有品種也多樣化。耶律楚材在〈〈戲作〉〉中有“葡萄新酒泛 黃”的詩句,并注解,是指色如金波的白葡萄酒。而他在〈〈贈蒲察元帥五首之一〉〉中則有“酒泛葡萄琥珀濃”的詩句,這顯然是色澤較深的葡萄酒了。
元代葡萄酒的釀造工藝
有意思的是,詩人貯存周權(字衡之,別號此山)還寫了首詳細描述葡萄酒的釀造過程,并贊美葡萄酒的詩,從而使我們對當時的釀酒有準確的了解。他在〈〈葡萄酒〉〉詩中寫道:
“翠虬天矯飛不去,頷下明珠脫寒露。
累累千斛晝夜春,列甕滿浸秋泉紅。
數宵醞月清光轉,膿腴芳髓蒸霞暖。
酒成愉演宮壺乳,春風吹凍玻璃光。
甘逾端露濃欺乳,曲生風味難通譜。
縱教典卻肅霜裘,不將一斗博涼洲。”
葡萄園里的葡萄藤被固定在架子上,彎曲而有氣勢,枝上掛滿一串串葡萄。到了農歷“寒露”這個節氣的前后,葡萄可以采摘了。采收來的葡萄,要趁新鮮晝夜不停的在舁中搗碎放入甕中發酵。幾天之后發酵完畢,成為清亮濃醇的葡萄酒。接著,將葡萄原酒放起家蒸餾鍋進行蒸餾,蒸餾出來的葡萄酒醇香四溢。經過冬季的貯藏后,還要利用北方初春的寒冷,將酒冷凍以提高酒的質量。這樣釀成的葡萄酒,甘芳酷烈,要比馬乳酒濃郁清醇,與用糧食發酵而成的酒風味也完成不一樣。面對如此美酒。哪怕是典當掉身上珍貴的肅霜衣,也不愿拿這葡萄美酒去結交權貴以換取一官半職。“肅霜”即肅爽,雁怕一種,傳說中的五方神鳥之一。〈〈說文解字,鳥部〉〉: 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 ,北方幽昌,中央鳳皇。“
周權才華橫溢,頗有抱負,多次經人推薦卻始終未被朝廷啟用。他對那些靠行賄、靠裙帶關系升官的人深惡痛絕。詩的最后兩句是借用孟他以酒買官的典故,嘲諷那些跑官的人,也表明自己不愿迎奉于人的氣節。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描述的利用北方初春寒冷來冷凍蒸餾葡萄酒的做法(“春風吹滿凍玻璃光”)與現代葡萄酒釀造工藝相吻合,據朱敏教授等于1983年報導,將白蘭地置于是5℃——20℃的密室中3——4天或在-80℃的溫度條件下處理幾小時,可使新白蘭地達到十年陳釀的風味。而事實上,我國在元朝時就已掌握了將蒸餾葡萄酒冷凍處理以改善風味,提高質量的方法。
周權的〈〈葡萄酒〉〉詩是迄今為止,我國詩歌中最貼切地描述葡萄酒釀制過程的作品,在中國的葡萄酒文化史上占有應有的地位。而且從金國元好問的〈〈葡萄酒賦〉〉以及元朝周權的〈〈葡萄酒〉〉詩中可以看出,我國的葡萄酒釀造,在宋朝走了一段與米混合加曲釀制的路程后,到了元朝,又走回到靠葡萄本身帶有的酵母菌純汁發酵以及通過蒸餾葡萄酒的路子上來。
元朝的葡萄酒業的繁榮,還表現在葡萄酒品種和產地的多樣化上,以及對葡萄酒的藥理功能和保健功能的認識上。元代蒙古族營養學家忽思慧,曾任官中的飲膳太醫,管理官庭的飲膳烹調,著有〈〈飲膳正要〉〉,對各種營養性食物和補益藥品以及飲食衛生、食物中毒等,均有較深入的研究。他在〈〈飲膳正要〉〉一書中認為:“葡萄酒有益氣調中,耐饑強志”的功將近,并認為“葡萄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忽思慧是掌官廷飲膳的,他對酒的評定分級,其權威和影響不下于今日國家有關部門舉行的“國家名酒”的評比。“哈喇火”是維吾爾族語,即今吐魯番;“西番”在宋代以后都用來泛稱甘青一帶各少數民族;“平陽”是指今山西臨汾一帶。所以,按照忽思慧的評定,在當時的各種葡萄酒中,吐魯番產的酒為第一名,甘肅一帶產的為第二名,山西臨汾、太源產的酒為第三 名。盡管太原是皇家的葡萄基在和官釀葡萄酒的產地,還只是評上每三等,可見忽思慧的評價是公正的。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蒸餾白酒真正興起并盛行的朝代,那時,蒙古族人稱蒸餾白酒為“阿剌吉酒”,并描述它“其清如水,味極濃烈”。所以忽思慧認為“哈喇火者最烈”,應該是蒸餾葡萄酒。周權〈〈葡萄酒〉〉詩所描述的也是地道的蒸餾葡萄酒。此外,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游記〉〉中還提到用葡萄汁同酒曲,如釀糯米酒法釀成的葡萄酒,馬可波羅說:“這種酒,不被當地人所看重。”可見,在無朝,葡萄酒不僅產地多樣化,而且在釀造工藝上,也是蒸餾、純汁發酵、加曲與米混合釀制這三種方法并存,但主要是前兩種方法。
元代,宋伯仁撰寫了〈〈酒小史〉〉,考證,記述了從春秋戰國到元代的歷代釀酒名家各地及域外的所產名酒,共列出99種名酒,“魏征 ,翠濤”以及“西域葡萄酒”也在其中。
元代葡萄酒的稅收政策
從元詩中,我們還能印證元朝政府對葡萄酒的稅收扶政策。在元太宗朝任中書令,先后歷事三十余年的耶律楚材,在〈〈謝飛卿再用韻紀西游事〉〉中寫道:
“河中花木蔽春山,爛賞東風從寶鞍。
留得晚瓜過措半,藏來秋果到春殘。
親嘗芭欖寧論價,自釀葡萄不納官。
常嘆不才還有幸,滯留遐得佳期餐。”
據〈〈新元史。食貨志五〉〉,元太宗“六年,頌酒曲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耶律楚材是朝中重巨,也是這些法律條禁的制定者。但朝延在嚴禁私酒的同時,卻允許民間釀葡萄酒,而且家釀葡萄酒不必納稅 (“自釀葡萄不納官”),這使得葡萄酒的普及成為可能。當時,在政府禁民間私釀糧食酒的情況下,民間自種葡萄,自釀葡萄酒十分普遍,曾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的虞集,在〈〈酬蕭侯送葡萄〉〉中所寫的正是這種情況:
“蕭侯昔送葡萄苗,山童不灌三日魚。
宛西上品復親政,手種南窗自澆水。
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薜荔墻。
深秋雨足馬乳重,舉囊石壓青霞漿。
是時蕭侯當走馬,來訪衰翁茅屋下。
酒酣舞劍 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元朝葡萄酒有較大發展地還有一重要原因,借用現代流行的話來說,就是中央政府的“政府”扶持。主要表現為稅收政策上。據〈〈新元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御史臺言:‘酒戶納課程,每石賣鈔四兩納官課鈔一兩,葡萄酒每一千斤賣鈔一百兩內納官課鈔六兩。此系 貨。難同商稅。葡萄酒合依酒戶一體納課’。戶部議:‘葡萄酒不用米曲,與釀造不同,仍依舊例三十分之。’”這是對葡萄酒給予強有力的稅收政策的扶持。至元十年時,糧食酒的稅率是25%(四兩內納官課鈔一兩),而葡萄酒的稅率6%,御史們有意見,給元世祖上奉章,要求把葡萄酒的稅率提高到與糧食酒相同。元世祖讓戶部就此事拿出意見。戶部研究后上奉章;因為葡萄酒的釀造不同糧食與酒曲,所以,就是要與糧食酒區別對待,要按舊例,葡萄酒的稅率應該為3。3%(“依舊例三十分之一”),御史臺一提意見,葡萄酒的稅率不但沒有上去,反而從至元十年的6%下降為 3。3%。可見當時,對葡萄酒的扶持也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最高統治者很清楚,葡萄酒不消耗糧食,就是要堅決有力地予以扶持。據〈〈元典章〉〉,元大都葡萄酒系官賣(系貨),曾設“大都酒使司”,向大都酒戶征收葡萄酒稅。大都坊間的釀酒戶,有起家巨萬、釀葡萄酒多達百甕者。可者當時葡萄酒釀造已達相當規模。
元代葡萄酒的消費
在元代,葡萄酒仍然是上層社會常飲的美酒,并被元朝統治者用于宴請、賞賜王公大臣,還用于賞賜外國和外族使節。
貢師泰在〈〈和胡士恭灤陽納缽即事韻五首之一〉〉中寫道:
“紫駝峰掛葡萄酒,白馬鬃懸芍藥花。
繡帽宮人傳旨出,黃門伴送內臣家。”
貢師泰曾任史部侍郎、戶部尚書等顯職,皇帝賞他葡萄酒那是常有的事。在完成交辦的任務后,皇帝不僅賞他葡萄酒、芍花花,還派人送他回家,自然是極為榮耀。
而曾任禮部尚書的泰不華,在〈〈絕句二首之二〉〉中記錄了皇帝賞他葡萄(酒)的事:
“金吾列侍傭旌旄,五色云深雉尾高。
視草詞臣方退食,內宮傳敕賜葡萄。”
而曾任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官的柳貫,則在〈〈觀失刺翰耳朵御宴回〉〉中描述了他所參加的一次御宴:
“毳幕承空柱繡楣,彩繩亙地掣文霓。
辰旗忽動祠光下,甲帳徐開殿影齊。
芍藥名花圍簇坐,葡萄法酒拆封泥。
御前賜釃千官醉,恩覺中天雨露低。”
這是元朝皇帝在五月的一次也巡時沿途停留暫住,建可容納數千人的氈殿失刺翰耳朵,宴請百官司,御宴用酒是葡萄酒。
但在元代,飲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平民百姓也飲用葡萄酒。前面已引用了不少耶律楚材等達官貴人的葡萄酒詩,現在再看一些平民百姓,山中隱士以及女詩人的葡萄與葡萄酒詩。
以騎驢賣紗為生計的何失在〈〈招暢純甫飲〉〉中有“我甕酒初熟,葡萄漲玻璃”的詩句,盡管家貧靠賣紗度日,還是有自釀的葡萄酒招待老朋友。劉詵,多次被推薦都未能入仕,一輩子為窮教師,在他的〈〈葡萄〉〉詩中有“露寒壓成酒,無夢到涼州”的詩句 ,說明他也自釀葡萄酒。終生未仕、云游四方的天臺人丁復在〈〈題百馬圖為南郭誠之作〉〉中有“葡萄逐月入中華,苜蓿如云覆平地”的詩句。終生在山中務農,自號“煮 石山農”的王冕在〈〈大醉歌〉〉中有“古恨親新愁迷草樹,不如且買葡萄醅”的詩句。隱居山中的環谷先生汪克寬在〈〈秀上人飲綠軒〉〉中寫道:“紺云滿漲葡萄翁,青雨長懸瑪瑙瓶”。曾任臺州學正不久即歸隱山中的舒 在〈〈題水墨葡萄〉〉中有“秋風吹滿西閔州,釀就清香浮玉液”的詩句。終生未仕的周權則在〈〈葡萄酒〉〉詩中詳細、貼切地描述了葡萄酒的釀制過程,并有“縱教典卻肅霜裘,不將一斗博涼州”的詩句。年僅三十而卒的女詩人鄭允端則在〈〈葡萄〉〉詩中寫道:“滿筐圓實驪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園知此味,露華不應乞金盤”。文園,即漢文帝的陵園露水而食。
明朝的葡萄酒
明朝是釀酒業大發展的新時期,酒的品種、產量都大大超過前世。明朝雖也有過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釀私賣的,政府址直接向釀酒戶、酒鋪征稅。則于釀酒的普遍,不再設專門管酒務的機構,酒稅并入商稅。據〈〈明史 食貨志〉〉,酒就按“凡商稅,三十而取一”的標準征收。這樣,極大地促進了蒸餾酒和紹興酒的發展。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則失去了優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風光。明朝人謝肇制撰寫的〈〈五雜俎〉〉對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較多的論述證辯,書中記載:“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密酒、樹汁酒、椰漿酒”。而明朝人顧起元所撰寫的〈〈客座右銘語〉〉中則對明代的數種名酒進行了品評:“計生平所嘗,若大之內滿面殿香,大官之內法酒,京師之黃米酒, 紹興之豆、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絕者。”并說:“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靖,萬歷年間社會經濟、民情風俗的變化尢為注意。顧起元所評價的數十種名酒都是經自己親自嘗過的,包皇官大內的酒都喝過了,可葡萄酒卻沒有嘗過,可見當時葡萄酒并不怎么普及。而元朝的南京卻是葡萄酒的產地之一。
盡管在明朝葡萄酒不及白酒與紹興酒流行,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畢競已有相當的基礎,在明期的一些文學作品,甚至民間文學中也都有反映。如馮夢龍收集整理的〈〈童癡一弄 掛枝兒 情談〉〉:
“圓糾糾紫葡萄閘得恁俏,紅暈暈香疤兒因甚燒?撲簌簌珠淚兒(不住在)腮邊吊。(曾將香噴噴)青絲發,(剪來)系你(的)臂,(曾將嬌滴滴)汗巾兒,(織來)束你(的)打腰。(這)密匝匝(的)相加也,(專你)淡淡的丟開了。”
“掛枝兒”是明代后期所流行的一種曲調,〈〈童癡一弄清掛枝兒〉〉是用“掛枝兒”由調演唱的小曲。這些小曲大部分歌詠男女情愛,也有一些是對社會現實的嘲笑諷,在明代后期非常流行。民間小曲都指紫葡萄編了進去可見葡萄在當時還是易獲得。
據〈〈中國文明史 第八卷〉〉,農歷八月中秋節時,明皇官在進行賞月活動,聚吃月餅、瓜果時,就有專供帝官們享用的“五瑪瑙葡萄”,而且明代宮中保存和儲藏葡萄的方法也很獨特:將這種瑪瑙葡萄在磁缸內先著少許水,然后再將葡萄磕懸掛之。這樣,一直可保留到正月。
據16世紀來華的西班牙人拉達在〈〈記大明有中國事情〉〉一書的〈〈他膠的食物和宴會〉〉所記,福建地區的主食為大米,并用大米釀酒。水果有黑白葡萄、橘子、檸檬等,可見當時葡萄作為水果還是較普及的。
明朝李時珍所撰〈〈本草綱目〉〉,總結了我國十六世紀以前中藥學方面的光輝成就,內容極為豐富,對葡萄酒的釀制以及功效也作了研究和總結,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1)葡萄酒有三種不同的釀造工藝。第一種方法是不加酒曲的純葡萄汁發酵。〈〈本草綱目〉〉認為:“酒有黍、秫、粳、糯、粟、曲、密、葡萄等色,凡作酒醴須曲,而葡萄、蜜等酒獨不用曲。”“葡萄久貯,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葡萄酒也。”第二種方法,是要加灑曲的,“取汁同曲,如常釀糯米飯法。無汁,用葡萄干末亦可”。第三種方法是葡萄酒燒酒法:“取葡萄數十斤,同大曲釀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紅色可愛”。這是類似于今天稱為“白蘭地”的葡萄酒。
(2)葡萄酒的質量與葡萄品種有密切關系:“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
(3)認識到葡萄酒的產地屬性,即由于葡萄酒產地不同,質量也有區別。“(葡萄)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
(4)葡萄酒經冷凍處理,可提高質量。“八風谷凍成之酒,終年不壞”。久藏的葡萄酒,“中有一塊,雖極寒,其余皆冰,獨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這已類似于現代葡萄酒釀造工藝中以冷凍酒液來增加酒的穩定性的方法。
(5對葡萄酒的保健與醫療作用的認識。〈〈本草綱目〉〉認為,釀制的葡萄酒,能“暖腰腎,駐顏色,耐寒”。而葡萄燒酒則可“調氣益中,耐饑強志,消炎破癖”。李時珍這些見解,已被現代醫學的理論和實踐所證實。
清末民國初的葡萄酒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國初,是我國葡萄酒發展的轉折點。首先,由于西部的穩定,葡萄種植的品種增加。據〈〈清稗類鈔〉〉:“葡萄種類不一,自康賾時哈密等地咸錄版章,因悉得其種,植渚苑御。其實之色,或白或紫,有長如馬乳者。又有一種,大中間有小者,名公領孫。又有一種小者,名瑣瑣葡萄,味極甘美。又有一種曰奇石密食者,回晤滋葡萄也,本布哈爾種,西域平后,遂移植于禁中”。
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開放,葡萄酒的品種明顯增多。除國產葡萄酒外,還有多種進口酒。據〈〈清稗類鈔〉〉:“葡萄酒為葡萄汁所制,外國輸入甚多,有數種。不去皮者色赤,為赤葡萄酒,能除腸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黃,為白葡萄酒,能助腸之運動。別有一種葡萄,產西班牙,糖分極多,其酒無色透明,謂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復”。〈〈清稗類鈔〉〉還記載了當時北京城有三種酒,一種為南酒店,一種為京酒店,還“有一種藥酒店”,則為燒酒以花蒸成,其名極繁,如玫瑰露、茵陳露、蘋果露、山渣露、葡萄露、五茄皮、蓮花白之屬。凡以花果所釀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當時的藥酒店還出售白蘭地酒。據清〈〈西域聞見錄〉〉載:“ 深秋葡萄熟,釀酒極佳,饒有風味。”“其釀法納果于翁,覆蓋數日,待果爛發后,取以燒酒,一切無需面蘗。”這可是道地的葡萄蒸餾酒。
清末民國初,葡萄酒不僅是王公。貴族的飲品,在一般社交場合以及酒館里也都飲用。這些都可以從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雜詩之六相忘〉〉:
“短日千帆急,湖河簸浪高。
綠煙飛蛺蝶,金斗泛葡萄。
失藪衰鴻叫,搏空黃鵠勞。
蓬窗漫抒筆,何處寫逋逃。”
曹寅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寧織造,巡視兩準鹽漕監察御史,都是些實實在在的令人眼紅的肥缺,生前享盡榮華富貴。這首詩告訴我們,葡萄酒在清朝仍然是上層社會常飲的樽中美酒。
而費璜的〈〈吳姬勸酒〉〉則寫出了當時社交場合飲用葡萄酒的情景:
“吳姬十五發 ,玉宛蒲桃勸客酣。
但過黃河風色冷,更無春酒似江南。”
1892年,愛國華僑實業家張弼士在煙臺芝罘創辦了張裕葡萄酒公司,并在煙臺栽培葡萄。這是我國葡萄酒業經過二千年的漫長發展后,出現的第一個近代新型葡萄酒廠,貯酒容器也從翁改用橡木桶。1912年,孫中山先生曾親臨張裕翁公司,題寫了“品重醴泉”;四字,給予很高的褒獎。康有為曾下榻張裕公司,并賦詩:
“淺飲張裕葡萄酒,移植豐臺芍藥花。
更復法華寫新句,欣于所遇即為家。”
1914年,公司正式出酒,即在當年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上獲得最高優質獎章。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張裕所產的紅葡萄酒、白蘭地、味美思,以及用歐洲著名優良葡萄品種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納”葡萄酒等榮獲金質獎章,自此,煙臺葡萄酒名聲大振。此后,太原、青島、北京、通化相繼建成葡萄酒廠。這些廠的規模雖不大,但我國葡萄酒工業已初步形成,葡萄酒的消費面擴大。從田漢先生于1922年發表的獨莫話劇〈〈咖啡店之一夜〉〉,可知當時社交場合和民間飲用葡萄酒已較普遍:
“飲客甲: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兒吧。
白秋英: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點葡萄酒。
飲客丙:我也愛喝葡萄酒。”
由于軍閥連年混戰,帝國主義的摧殘 ,官僚資本的掠奪,我國的葡萄酒業難以生存,連赫赫有名的張裕葡萄酒公司也無法維持,到1948年僅剩職工兩人,工人三名,公司完全破產了。
從1949年建國初期剩下的葡萄酒廠和年產量來看,吉林通化為39噸,白長山這23噸,北京為20噸,山東煙臺6.4噸,山東青島4.5噸,山西清徐2.9噸,六個廠總計年產葡萄酒115.8噸(折全汁酒產量84.3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