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社會醫學概念的認識并不統一，研究內容的重點亦不相同，所以名稱也不同，如有社會衛生學、公共衛生、公眾衛生學等。

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疾病模式。在狩獵社會，人類以野果和魚獸肉為食，常因食物不足而挨餓，死亡原因多為饑餓、意外傷害、傳染病和溺嬰等；在農業社會，人類靠根莖、蔬菜和谷物充饑，缺乏足夠的蛋白質和脂肪，死亡原因多為傳染病、地方病和營養不良；到工業社會，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增，動物性食物增加，體力活動減少，緊張刺激頻繁，死亡主要原因轉為腦血管病、心臟病和惡性腫瘤。這三類病在20世紀開始日漸增加。

可見疾病不單純是細菌、病毒、寄生蟲等生物因素引起的生物學現象，而且還是一種社會現象：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疾病模式。而且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進步，人類發現引起這些疾病的因素是復雜多樣。例如，吸煙可引起慢性支氣管炎，患者終因肺原性心臟病而死亡；吸煙也可引起肺癌等20多種癌癥，還可增加高血壓病、胃潰瘍等病的風險，這稱為單因多果；同樣，肺癌可因吸煙引起，可因工廠、汽車廢氣污染引起，也可因吸入鎳蒸氣、氫氣(有放射性)引起，這概稱多因單果。而且這些因素常與人們的社會行為緊密聯系。

社會醫學是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疾病構成變化、科學技術進化和認識層次深化等過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在19世紀，一批社會醫學的倡導者目睹了工業化過程給人類帶來與傳染病、職業病、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婦幼衛生等有關的一系列健康問題，開始認識到醫學、健康和社會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

1970年代，恩格爾提出應當從生物醫學模式轉變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以適應客觀的需要。防治心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要靠各行各業各部門的協作行動才能成功，這包括給人們提供體育鍛煉和休息場所，豐富的業余生活，積極的休息和低膽固醇、低鹽、低糖的食品。

飲食結構不合理，缺乏體育鍛煉，吸煙、吸毒、酗酒，職業危害和有損健康的業余活動，都屬社會行為，靠動員全社會、各行業才能解決。

日本采取行為醫學措施(多吃新鮮蔬菜水果和牛奶，少吃鹽腌食品)，20年內使胃癌死亡率下降30%。全球每年有1400萬15歲以下兒童(絕大多數在發展中國家)死于六種可預防的傳染病。這些地區的人不是不懂預防措施，而是社會因素妨礙預防措施的實施。

故國際醫學界公認：社會突破是決定性的，只有政府承擔衛生保健責任、動員社區群眾參與、健全基層保健網發展經濟、制定立法和開展健康教育(通稱社會大衛生措施)，才能解決防治這些傳染病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在減少血吸蟲病、絲蟲病、黑熱病和烈性傳染病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速度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快，這就是搞社會大衛生的結果。總之，國內外經驗證明，隨著社會現代化的加速，社會因素對健康的作用愈益明顯，甚至起決定性作用。

社會醫學提出了健康和社會經濟之間的雙向性、同步性作用，社會因素對健康和疾病的決定性作用，醫學社會功能的多樣性，衛生事業的兩重性質(公益性、經濟性)等理論，而從生物醫學模式轉變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則是社會醫學的靈魂用社會醫學理論指導衛生管理和臨床醫學實踐，給這些學科帶來生命力。

社會醫學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社會醫學工作者的興趣和知識背景不同，研究的重點亦異。社會醫學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學科之長，發揮本學科的優勢。它廣泛采用統計方法、流行學方法、社會調查、數學分析、行為分析、系統分析、成本效益和效果分析和歷史文獻法等。

社會醫學為醫學的重要分支，而醫學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分支。社會醫學從預防醫學發展而來，是預防醫學深化和發展的產物，并使預防醫學進入一個新階段——社會預防或社會大衛生階段。社會醫學與臨床醫學結合，產生大批新學科(如社會兒科學、社會康復學)。

社區是社會的縮影，社區醫學著重研究社區衛生服務實踐的組織管理，偏重實踐性、戰術性等微觀管理問題，社會醫學則偏重戰略性、理論性和方向性問題。衛生管理學與社會醫學是姐妹學科。